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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小辑】文人学生入狱:穿梭监狱与研究所,才是最高尚的

2020-06-12  点赞989   浏览量:633
【五四百年小辑】文人学生入狱:穿梭监狱与研究所,才是最高尚的

「我没有被煽惑!」今日香港,佔中九子被起诉判刑,「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的罪名让不少雨伞运动参与者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出来发声。其实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三十多名学生当晚被捕入狱,之后便有五千多名同学前往检察厅自行投案,并在投案书中写道:「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对当局施加巨大的压力。

因伞运入罪而坐监的,不少是学生学者;而细数在五四前后入狱之学生学者,也着实不少。百年已过,两者的待遇与命运相照,又有何异同?


五四发狂大拘捕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来。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到上司,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开始大肆逮捕学生……」1919年5月4日的抓捕行动,就这样荒谬地、因着「扮工」而开始了。

当日,警察拘捕了在场的三十二名学生,过程充满暴力。亲历者见证军警抵达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学生领袖易克嶷被警察用绳子绑住,许德珩则与警察扭打在地、终被拘捕,而陈荩民更是被打掉眼镜、手錶、打得满脸是血。在被临时用于拘捕的拉猪手推板车上,许德珩还记得易克嶷说了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意即已有必死之心。

还记得黄之锋出狱后写下的监狱纪实吗?每天剥光衣服对着长官、吃的是咬不断的不知是猪肉还是牛肉、时时遭到长官的粗口问候,那是他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据记述,五四学生们在狱中也受到非常残酷的对待:环境恶劣拥挤,睡床旁边就是尿桶,每半小时被看守员要求翻身以证明还活着,餐点只有又硬又冷的窝窝头。狱中人毫无尊严,这一点倒是从没变过。但好在也有看守员对入狱的读书人十分同情,不时告知大家外面世界的情况;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还不知道被捕学生都被抓去哪里,紧急营救正在展开——学生代表段锡朋、魏巍与刘翰章前往警局自行投案,并为被捕学生送食品,舆论压力下,三人受到寥寥询问后获准放回。直到5月7日,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达成协议,并劝说学生复课,狱中同学才被保释出来,暂离地狱。


杨振声:警察总监又长又臭

在这张三十二人大名单中,有一位人称「闯将」的学生杨振声,在被保释出来不久后,又被逮捕。

原来在5月7日学生保释出来之后,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一份名为《五七》的报刊,一来纪念被捕学生释放,二来记住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学生在街头讲演、将刊物分派给路人,却不料很快被警察扣留,杨振声也因此再度入狱。在《回忆五四》中,他记下了这一段往事: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幺?』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儘管这位日后赴美留学、成为教育学家的勇猛学生领袖,在1950年公开宣称五四运动有着「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的弊端,认为是除了爱国别无他长的运动,但他依然以自身真实个案,让我们看到军警们携带着「旧文化」里滥权、维稳的一面。



陈独秀、朱谦之:思想的威胁

因五四运动而入狱者,绝对不止五月四日那三十二名学生,还有更多学者义士先后因五四运动的余波而入狱,新文化运动倡导人陈独秀、哲学家朱谦之就是其二。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研究室与监狱〉的小短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就数日后,陈独秀被捕的新闻震惊全国,对他的营救行动也立刻开始。原来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带领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其中向政府提出了「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主张。6月11日,穿着白帽西服的他携着上千份宣传单张,潜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一挥袖就把传单洒向地面,登时引来人群骚动。实际上陈独秀的这些举动都被密探监察,警察当晚就持枪核弹包围了陈家,并从中搜出大量信札、传单……

从研究室进了监狱,陈独秀却获得来自文化教育思想界的全力支持,彼时青年毛泽东都看文参与营救,表示支持陈独秀所提倡的「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并有感于「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鑒,可为寒心。」(而之后的事,岂不更令我们寒心……)

书生坐牢,不再是因为「火烧赵家楼」等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散发着当权者更惧怕的思考能力。与陈独秀遭遇相似,笃信无政府主义的朱谦之,儘管当时还是学生,却也因思想而锒铛入狱。1920年10月10日双十节,朱谦之与好友毕瑞生上街分发革命传单,不料毕瑞生被捕,而他身上正好携带着朱谦之写的《中国无政府革命计划书》。此情此景下,朱谦之并没有逃亡,而是慷慨赴狱,被捕理由是「宣传危险思想」。

与黑白分明的「愤青」们不同,朱谦之在运动中的身份、所作出的选择,一向有他自己的判断。五四学生运动热潮时,主流学生总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们「看不起大伙同学的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但作为无政府主义之一的他,却身体力行地参与这场运动,出现在每一次示威集会中。到了1921年新年前夕,宣传了危险思想的朱谦之选择在警察厅绝食,引起五四学生对警察之公愤,也掀起了营救行动。出狱之后,朱谦之不仅回到研究室,更到了杭州兜率寺出家学佛,选择疏离这种集体政治风潮,在经验与思考中寻其「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还有甚麽比这更加可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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